国际关系及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者通常会对分析、解释、判断行为体的选择或决定感兴趣。无论行为体是国家、党派、企业还是个人，其选择通常是战略性的。这意味着每个行为体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取决于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因此每个行为体在作出选择时都应将其他行为体的目标和行动纳入考虑。也就是说，不同行为体之间存在普遍的战略互动。《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一书便是国际关系领域讨论战略互动问题的经典著作。戴维·莱克、罗伯特·鲍威尔会同多位本领域著名学者贡献了这部连贯且有条理的编著，该书提出的“战略选择路径”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套重要的“理论化”方法，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理论创新。

■《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美]戴维·莱克、罗伯特·鲍威尔编，陈兆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

主要观点

该书的主要创见是基于战略选择路径展开学理探讨。该书提出的战略选择路径并不特指某个单一理论，而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套“理论化”方法，甚至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思维方式。该书包括以下主要观点。

其一，国际关系研究应聚焦行为体的选择及其背后的战略问题。该书认为，与其沉迷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之间无休止的范式辩论，不如以具体问题来界定研究，通过为行为体的各种“选择”提供解释来增进对世界政治的理解。由于行为体对他人的偏好和动机存在不确定性，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在作出不同领域的战略选择时，都会面临相同或相似的战略问题，如信号问题、承诺问题、议价问题等，这些战略问题构成了显而易见的讨论基础。

其二，战略互动普遍存在且行为体及其所处的环境是构成要素。为了更好地分析战略互动，该书认为有必要将行为体与其环境进行区分，至少是出于分析性的目的。进一步地，行为体及其环境又可分别分解为两个属性。行为体一方面能对自身偏好进行排序，另一方面拥有关于他人偏好的事先信念。而环境一方面包括行为体可采取的所有行动选项，另一方面包括行为体进行战略互动的信息结构。行为体的偏好和信念以及环境中的行动和信息，是战略选择路径分析战略互动的关键着眼点。

其三，概念实验有助于解释战略互动的结果，但需警惕同义反复。由于区分了行为体和环境，该书的战略选择路径使两类概念实验的开展变得更加便利。第一类概念实验是在保持行为体互动环境不变的同时，改变行为体的属性，即其偏好或信念，来探知这类变化对战略互动结果的影响。第二类概念实验则是在保持行为体属性不变的同时改变环境，讨论战略环境中可采取行动的变化或是信息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战略互动的结果。在利用概念实验解释行为体的选择时，战略选择路径呼吁将求助于未经理论化的基于行为体偏好或信念的解释作为“最后着数”，以规避同义反复之嫌。

其四，不同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类似可被拆分或聚合的“套盒”。战略选择路径提出“套盒”的思想比喻，其中隐含的假定社会系统是“有序的”，一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会以一种清晰、明确、可预测的方式在更高的聚合层次上影响其他行为体的选择。战略选择路径认为，行为体通常是可被拆分和还原的，因而可以通过将行为体进行分解或聚合来获得对整体的理解。针对具体问题，可出于分析性目的将某些因素视为外生的，从而集中精力分析所关心的特定战略互动。

研究特色与创新

该书认为，战略选择路径具有理性选择路径的基本特征，并根据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发展出了一套战略问题的组织方式。战略选择路径的显著特色构成了该路径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要优势。

第一，战略选择路径打破了传统区分。长期以来，不少国际关系学者执着于“高政治”与“低政治”的议题区分，习惯于国际政治与本土政治、比较政治的领域差异。通过识别并提炼行为体所面对的战略问题，战略选择路径超越了分析层次的区别，跨越了安全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间的鸿沟，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其他政治学领域间的桥梁。

第二，战略选择路径强调了微观基础。对行为体及其环境的重视综合了结构论与能动论的优点，在避免结构论陷入宿命论的同时，也为能动论中行为体的行动策略提供了选择范围。通过明确战略互动的组织方式，战略选择路径有利于引导研究者更完整地说明相关的微观基础，并可利用分解“套盒”的方式来为行为体的偏好和信念变化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战略选择路径优化了理论逻辑。现实情况符合理论假说，并不必然说明理论是正确的。由于突出演绎推理，战略选择路径在创新理论机制时的严谨性大为提升，使理论逻辑变得愈加牢固和明晰，从而帮助我们决定哪些相互竞争的主张和假说更值得花费精力进行实证评估。

第四，战略选择路径还是对陷入数据驱动型研究的一种友善提醒。即使统计结果可能是有说服力的，但学者仍应该更多地去“回答理论问题”，而不应止步或满足于通过统计结果来“提出理论问题”。

不足之处与提升空间

该书提出的战略选择路径本质上是一场“还原主义的赌博”，这使该路径至少存在两方面缺点。一方面，战略选择路径假定社会系统是有序的，这可能忽视了系统实际的混沌性，导致对行为体战略互动的局部分析难以聚合成或推导出整体情形。另一方面，战略选择路径可能面临“特定化”的内在诱惑，导致在理论上更加复杂地处理更加特殊的问题和案例，阻碍了对国际关系进行一般化并从根本上对其进行解释的努力。鉴于此，国际关系学界应在反思该书提出的战略选择路径的基础上发掘新的理论增长点。

一是找回宏观结构。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战略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等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固执于寻找“微观基础”的弊端日益显现。宏大进程的不可还原和不可解构性要求我们将各种环境结构找回来，研究行为体所处战略环境中的行动选项和信息结构对其行动和福利的影响。

二是直面聚合难题。行为主义革命对战略选择路径构成了挑战。相关实验证据表明，行为体的决策过程会受到认知偏差、情绪和其他心理因素的显著影响。仅凭狭隘的理性计算和事后归因，难以准确推断行为体偏好，也无法为当前全球及区域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亟须对各类决策过程进行更为严谨的拆解。

三是强化动态分析。该书的战略选择路径强调的概念实验本质上仍属于着眼局部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无法很好处理现实世界中的动态过程，以及行为体和环境相互塑造的情况。演化理论和一般均衡模型有望为国际关系理论赋予更多动态元素，并丰富其对历史变化以及“何时变化”等问题的解释。

四是重视交融互鉴。该书的战略选择路径大量借鉴博弈论思维方式，但博弈论本质上是一项“规范事业”。在进行实证解释时，当博弈模型被扩展至更高逼真度，就越发容易变得不完备和不确定。但仍可利用博弈论思维促进不同研究路径的融合与对话，进而更好地把握知识、认知、叙事等元素对战略互动的影响。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23ZDA1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